同电影相比，话剧似乎很少以代际来划分戏剧创作者，但作为一种寻找共性的标签，却也不失价值。戏剧界的中生代导演们，或许不一定年龄步入中年，但大都通过创作获取了多多少少的资源。10月19日第三场乌镇戏剧节“小镇对话”中，孟京辉与刘畅、杨哲芬、何念三位来自京沪鄂三地的中生代导演展开对话。
不敢表达，但却找到聪慧的表达方式
来自沪上的导演何念，上戏毕业后便进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，高产一直是他的标签，最多的一年做了七八部戏，连孟京辉都惊诧于他的创作能量，“我们还聊着呢，人家已经做三部了”。
前段时间，何念甚至挑战同一时期做三部戏，“开始时我也一直思考这样行不行，那段时间的工作状态是一天三班，但结果是每部都比我单独做要好。做第一个戏时有很多问题，第二个戏排着排着帮我解决了第一个戏的问题，第三部戏则又交错解决了前两部的问题。”刘畅在一边补充道：“这叫自己偷自己的。”
这些年，何念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们是否一定要做观众喜欢的东西？“这两天我们在上海做了一个关于母女关系的戏，制作人认为是青春喜剧，但实际我们想做的是青春亲情。这种定义上的偏差，其实是和观众的喜好有关系的。”
在何念看来，我们创作者之间也是在吵架中找到自己坐标的，“我们在不断的创作中要挑战自己的表达，刚毕业时不敢表达，会有禁忌，现在依然不敢表达，但却可以找到聪慧的表达方式，与观众充分交流，就像那种说了又好像没说，但其实又说了。”
而公认的票房导演孟京辉则表示，“导演是在观众认可后才可以轻装上路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创作是不在乎观众的，但绝对不能观众要看什么我们做什么，有时越想到观众越做不好。”
不在文化中心，一切都要独自去面对
执教于武汉传媒学院的杨哲芬，身处不在文化中心的武汉，在她个人强大的愿望和自己要走的路之间，她就一个字“难”。“乌镇青赛获奖后，我有了一些机会，比如做《幺幺洞捌》的副导演，《李焕英》话剧版的导演，在北京上海做戏，赖老师形容就像进入了一个机房，你只需要看机房内机器的灯亮不亮，其他不用管，但是回到武汉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自己准备，一个人独自去面对。”
杨哲芬的出道和创作，是伴着乌镇戏剧节的轨迹一路成长的。这次已经是她第六次来到乌镇，“作为对谈嘉宾候场的时候，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，看着我一年年的变化，为我高兴。我的记忆也一下被拉回到2015年，第一年是参与小课堂，我的报名资料至今还存在乌镇戏剧节一直沿用的邮箱内；2016年我来参加嘉年华；2017年是青赛；2018年是青赛参赛作品返场；2019年是作为嘉宾来参与分享；2021年则是带着作品来参演。虽然我们不在文化中心，但是要坚持。是乌镇戏剧节告诉我：你可以。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，就要去做。我们常说：相信一切会好起来，这是半句话，相信的同时一定要去做，喘一口气再加油。创作者应该相爱，不在京沪的创作者，团结的力量就更为重要。”
文/本报记者 郭佳 摄影/本报记者 刘畅 柴程
